北京

茶马古道研究的困境与焦虑，折射出寻求出路

近日，来自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中国等国的323名专家学者齐​​聚丽江，共同探讨茶马古道文化。 与会学者肯定了茶马古道的多重价值、历史和现实意义，同时围绕茶马古道的历史内涵、路线范围、保护与开发、研究范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马路。 反思和辩论成为本次会议的主要特色，凸显了现代化背景下茶马古道研究的困境和焦虑，同时也体现了为寻找出路和突破而做出的努力和探索。

一、身份之争：“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

北京在“茶马古道”提出之前，国内外学者普遍用“南方丝绸之路”来涵盖“茶马古道”的路线和范围。 仍有学者认为，“神都路”、“入桑曲岭路”、“茶马古道”、“剑南路”、“大秦路”、“西蜀经吐蕃至天竺路”合为“南方丝绸之路”，造成了两者概念和范围的混淆。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所长穆继红教授认为，两者虽然有一定的重叠和共性，但由于“南方丝绸之路”只是一条考据意义上的路线，现实性较差。元素。 它对商业和文化的贡献缺乏确定性，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与“北方丝绸之路”相比，“南方丝绸之路”无法概括中国西南地区的独特路线及其自身的商品载体。 “丝绸”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云南对外商品交易的主体。 茶 古马路传承茶文化，茶至今仍是世界第一饮料。 可以确定，云南、川南地区是茶的发源地和起源地。 另外，张骞推测的“神都之路”只是一条商业之路，并不是丝绸之路。 茶马古道是一条至今仍在通行的活路，有很多史实可考。 以“茶马古道”命名，承接当时西南地区历史上的对外商品贸易通道，更符合该地区的历史和现实。

北京丽江学者付巴认为，茶马古道与云南茶叶生产历史密切相关。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茶马古道的发源地应该是滇南，即今天的思茅、西双版纳地区。 从思茅到西藏，即滇藏通道，从西藏到印度加尔各答，这是茶马古道的主要路线。 其中有一条从四川雅安到芒康或昌都的川藏线，称为北路。 但最终却与滇藏线重合。 在这片广阔的地域和漫长的旅程中，有无数的支路，但它们并没有改变滇藏线的主线。 滇川线、滇湘线与茶无关； 至于通往越南、缅甸的茶道，那是现代的事情，与“古道”无关； 从历史上看，中央王朝对云南的大规模开发是在明代。此后，秦代的“武池道”、汉代的“蜀神都道”都是从云南政治中心出发的通道。到时候去云南或者通过云南去国外。 他们基本上没有经过茶叶产区，因此不属于茶产业。 马古道。

2、文化线路之争：主要是云南、四川、西藏，还是广义的跨省、国际线路？

茶马古道的遗产特征属于文化路线遗产，这也引发了关于文化路线的争论。 云南大学的六位学者最初基于对云南、四川、西藏三省交汇地区的考察，提出了这一学术概念。 茶马古道的范围也主要涉及这三个省份。 但由于这条文化路线历史悠久，地域文化复杂，民族交流频繁，加之西南地区与我国西部、中部、东南亚乃至东南亚、南亚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亚洲，导致了确定茶马古道文化路线和范围的复杂性。

北京今年6月的《普洱共识》涉及云南、四川、西藏、青海、甘肃、贵州6个省区。 基本上是原来的云南、四川、西藏三省向周边省区的延伸，还有一些没有纳入其中。 一些省内学者也提出了理由。 西北大学教授李刚认为，茶马古道的形成与宏观层面的国家行为因素密不可分。 他在陕西汉中考察后，发现陕西茶马古道的正史是完整的。 明代边防建设的重点在西北，因此实行“茶马互市”的基本国策。 茶马古道的起源与这一政策有直接关系。 茶马古道开通的标志不是茶，也不是马，而是政府茶马贸易机构的设立。 茶马署是茶马古道开通的基本标志。 明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在陕西、甘肃设立钦州茶马司、贺州茶马司、洮州茶马司，标志着陕甘茶马古道的开启。路; 洪武二十六年茶马古道研究的困境与焦虑，折射出寻求出路，即公元1393年，四川利州茶马司（今汉源县）和雅安茶马司的开通，标志着康藏茶马古道（俗称四川茶马古道）的开通。 -西藏茶马古道）。

北京李刚教授的说法背后也有当地政府的背景因素。 今年4月16日，陕西省将资阳县向阳镇瓦房店命名为“中国第一条茶马古道的起点”。

穆继红教授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他认为，研究茶马古道不能只看正史，而忽视茶马古道的民间性。 他强调，对茶马古道文化路线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某一政府行为，而必须超越地方利益的层面。 比如整个西南亚、东南亚，山与山相连，河与水相连。 因此，在自然地理上与文化上有亲缘关系。 茶马古道是连接两者的大动脉。 茶马古道文化的发展是多民族多元文化不断融合和碰撞的过程。 茶马古道文化的这一特点，与西南地区特定民族文化的不断重叠和流动以及与云南周边国家民族文化的交融密切相关。 如果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茶马古道在中国的经营范围主要包括：云南、西藏、四川，并可延伸至广西、贵州等省份； 国外直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以及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并进一步涉及南亚、西亚、东南亚其他国家。 茶马古道更与中国各地的爱茶古道和“中国茶文化圈”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联系。 从云南出发，沿西藏、新疆、内蒙古、东北三省，沿海各省都嗜茶，从而形成了一条环绕中国的庞大的嗜茶线。 由于这条“茶”边界的形成，并向周边地区延伸，日本、朝鲜、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及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国茶文化圈”。

北京有与会学者认为，茶马古道路线覆盖范围的概括符合当前世界遗产申报从个体单位向区域一体化的趋势。 然而，这也带来了许多隐忧。 一是加大茶马古道文物遗产调查力度。 研究的难度； 二是如何促进各省区之间的协调配合伴游，改变目前各自为政的困境。 三是茶马古道路线通向国际化的普遍化趋势，从国内省际联合申报走向国际联合申报。 增加了报告的复杂性。

三、茶马之争：用茶换马还是用马运茶？

北京茶马古道最初是作为贸易通道而开发的。 如果说路线之争是基于对茶马古道“古道”内涵的讨论，那么“茶马”之争则涉及茶马古道的交通工具和商业内容。

北京许多学者认为，茶马古道与北方丝绸之路的骆驼运输不同，主要使用丝绸。 主要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主要贸易内容是茶叶。 但也有不同的看法。 李刚教授认为，应以茶换马。 由于当时陕西运茶量太大，所以主要用骆驼驮茶，换成马去西域。 清代，陕西茶商马和升家有骆驼300多头。 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院长王川教授表示，川藏线上，主要用牦牛运茶叶，而不是马，因为牦牛耐寒，而且茶叶是用结实的牦牛皮包裹的。 ，既避免受潮变质，又可防止皮革脱落。 没有损坏。 王川还提出，川西北是茶马古道的核心区域。

北京北京大学教授陈保亚认为，茶马古道是以人们驾马运茶为特征，并伴随着盐、酒、马、骡、毛皮、药材等的交流的文化传播纽带。其他商品。 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院研究员周崇林认为，茶马古道的核心是茶叶，而不是交通工具。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茶马既具有交通工具的属性，又具有商品的属性。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訾文俊认为，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陆农业区与西部边疆游牧区之间以茶马为代表的商品贸易形成的一条古老交通路线。 马既是交通工具，又是商品。

北京丽江学者富巴提出，茶马古道的经济内容应包括两部分：一是“马驮茶”的民间贸易；二是“茶马古道”的经济内容。 二是“茶换马”的官方贸易。

4、茶马古道研究范式：宏观理论构建与民族志探索

“茶马古道”提出至今已近20年。 “茶马古道”已从学术命题转变为体育文化。 在传承热的推动下，这一文化品牌日益成为争夺的文化资源。 不言而喻，茶马古道品牌走红的背后，毫不掩饰虚假的热情和炒作。 究其根本原因，除了各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和政绩之争外，还与茶马古道缺乏深入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目前茶马古道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茶马古道的路线、定义、文化价值、特征等方面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研究。 茶马古道研究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 这些都严重制约了这条茶马古道的研究。 如何认识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品牌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更谈不上开发利用？ 任何一个学术命题的提出都需要扎实的理论构建，而这种宏大的理论构建离不开长期的数据积累和实地调查。 ,文本分析。 茶马古道宏观层面理论建设的滞后以及缺乏深入的民族志调查和研究，成为茶马古道研究的瓶颈。

北京云南省茶马古道研究会副会长张楠认为，21世纪前10年，“茶马古道”从纯粹的学术概念发展到大众文化符号，再到巨大的影响力。文化产业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在普洱茶的“大涨”和“大跌”过程中，学者们应该认真思考和总结，重新审视“茶马古道”及其文化遗产的价值，并在宏观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拓展。 ——理论研究。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这个传承品牌过热，缺乏发展潜力。

北京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院周崇林认为，茶马古道的现实意义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更加凸显，其现实价值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学术研究、文化品牌、旅游开发、商业贸易以及我国多元一体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格局的形成等。因此，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它已成为对中国西部茶马古道遗址进行全面调查研究，提出明确的保护措施，构建科学有效的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工作。

北京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福全博士也强调，茶马古道研究必须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立足宏观历史视野，深入古代历史。茶马古道沿线的城镇、村庄和宗教。 、民俗风情，可以有效推动茶马古道研究的深入拓展。 他认为，只有建立在这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基础上，茶马古道的保护和利用才能有坚实的基础。 他还以丽江为例，阐释了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与发展的关系。 “现在，所有的游客都挤在丽江，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丽江纳西族的文化，那是一种误解。游客还没有真正走进去，看到丽江对整个周边地区的文化辐射。”以及茶马古道沿线，自明代以来，茶马古道沿线形成了一些特色村落，这些都是丽江纳西文化对该地区的辐射。因此茶马古道旅游景区，对于茶马古道未来的旅游发展模式而言，马古道，可以建设一条道路，引导游客寻找纳西文化路线，让游客充分体验丽江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互动，更深层次地了解丽江与茶马古道的深厚联系。 ”

丽江旅游研究院副教授杨杰红认为，茶马古道是作为当地文化而存在的文化遗产。 其独特的地域、民族、宗教、经济等多元文化因素构成了这一文化遗产共同的“文化语言”。 本土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可以为不同民族、不同地方、不同国家的人们所共享。 当这种文化被这些“他者”所欣赏和接受时，这种文化就超越了族群和地方文化的简单认同。 。 因此，如何通过厚重的民族志来“深度描述”和还原这些蕴藏着丰富历史记忆、文化碎片、社会生活的本土文化，成为深化和提升茶马古道品牌的必由之路，民族志也成为了茶马古道品牌的必由之路。研究古代茶马古道文化的重要学术工具。

5. 保护与发展：世界性问题与悖论

北京茶马古道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生态、人文、旅游开发等价值，但这些价值还处于潜在状态。 如何在保护茶马古道的同时，让更多人深入了解茶马古道文化？ 茶马古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茶马古道是否会重蹈“保护性破坏”的覆辙？ 这些问题已成为与会学者讨论的主要话题。

北京丽江文化研究会会长杨国庆认为，茶马古道研究开发对于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生态产业、清洁能源、学术研究、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社会。 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最美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集中在茶马古道沿线，可以开发成为世界级的黄金旅游线路； 茶马古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化路线”极具价值，国家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被列为三个项目申报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 茶马古道历史上是通往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的通道。 桥头堡建设是滇川藏边境地区开放的重大举措，是落实中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务实工程。 继承和发扬茶马古道沿线各民族团结和谐共处的传统，对于构建和谐稳定的边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北京国内遗产申报成功所带来的开发和旅游热潮也让不少学者对当前遗产的商业化和表演化趋势表示担忧。 丽江古城于199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目前的鱼龙混杂的局面成为茶马古道的前车之鉴。 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白更生博士表示，联合国官员正在关注哈尼梯田和茶马古道的遗产申请。 然而，首先必须保护现有遗产。 证明云南人民对文化遗产有深刻的认识、有管理遗产的能力、有遗产利用的水平。 而不是在利润至上的情况下进行无限制的发展而造成巨大的破坏。 白更生说：“有些地方建了很多宾馆、很多停车场、很多收费站。国内外专家在考察时，优先考虑这种利用，其次是保护。他们提出申请工作功利目的应该是我们受到了一定的质疑，我们的一些想法与《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相差甚远，但既然我们加入了这个公约，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必须遵守这个公约的责任和义务。 ”。

穆继红也对此表示担忧。 他认为，云南茶马古道的研究和保护还不够深入。 受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影响，茶马古道沿线的文物古迹及周边环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国家灭亡，保存现状并不乐观。 茶马古道分布复杂，涉及点、线、面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可移动遗产、不可移动遗产、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开发和保护。 对茶马古道旅游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将进一步加强茶马古道资源调查，抓紧编制茶马古道保护规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茶马古道整体保护。

北京云南省文物局副局长于建明介绍了云南茶马古道文化路线的现状及保护情况。 云南省已公布与茶马古道相关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约100处，包括茶马古道上的古镇、古村落、古建筑、古驿道等文物古迹，特别是自启动以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设立了茶马古道专题调查研究专题。 茶马古道上一大批新文物遗址被查明登记，进一步了解。本研究了解了云南茶马古道的走向、路线、分布和文物古迹，为加强茶马古道保护奠定了基础。云南茶马古道。

遗产保护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可以复制的模式。 特别是在现代化带来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一体化趋势下，遗产保护已成为一个共同的国际问题。 有学者认为，不能单纯从静态角度考虑遗产保护。 遗产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也有其理性的一面。 它并不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一味地反对和冲突。 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是当前形势的关键。 遗产保护的最大问题需要国际、国家、政府、学者和民间社会的合作，而不是独立工作。

北京澳大利亚孔子学院前院长、美国西雅图大学博士西格伦博士、日本学者细川佑子、高丽大学金文町博士、韩国釜庆大学教授芮东根也出席了会议。双方介绍了各自国家遗产保护的经验，并表达了对茶马的看法。 会议还就古道研究和保护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强调要加强茶马古道保护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文化古道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模式，提高茶马古道的国际知名度和保护水平。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0年10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